儒家是现世主义的学术派别，从其真正创始人孔子开始，就确立了发力和发展的基本方向，儒家致力的基本方向大致主要有三：一是指向历史的，一是指向生活世界的，一是指向自身的。儒家的主要成就，大致都在这三个方向指示的主轴上，尽管儒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指向，但都不及这三个方向上的成就更高，意义更深远。

孔子行教图

◆传承文明——儒家指向历史的不朽成就

孔子以一介布衣，创办私学，以“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深通六艺者七十二人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德行、政事、言语之外，有所谓“文学”的方面，“七十子之徒”中的子游、子夏等，分别佼佼于斯（《论语•先进》、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。尽管孔子重视学以致用，曾经针对子夏执迷经典、沉迷雕虫的“掉书袋”情况，警告他“女为君子儒，勿为小人儒”（《论语•雍也》），但用经典关照现实的提倡，从另一角度却开启了后世研习经典的历史先河。

尤其是孔子本人，“追忆三代之礼，序书传”，“去”《诗》之“重”，“取其可施于礼义”者，定“三百五篇”，“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颂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”。孔子又“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”，“至于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之，削则削之。子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
尽管“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”，但是孔子却能以一介布衣，“传十余世”，使“学者宗之”，“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其中缘由，正是因为孔子对于古代存留下来的典籍的重新整理和诠释，以及由此开创的传习经典的风气，对后世所造成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实际影响。

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虽然怀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愿望，试图在有生之年，施展才华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，但志不偕时，返身钻研古代典籍，却因对于经典的阐释和挥发，获得了“至圣”的千古盛誉。后世儒生踵接孔子，接续对于古代经典的不断诠释，使得历史文化的传承，两千余年不绝如缕。

传承文明，由此成了传统儒家指向历史方向的长久事业，儒家在这方面取得的不朽成就，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。

蔡志忠国学绘本中的孔子

◆倡导友善和谐——儒家指向社会生活的历史性贡献

孔子除了提出有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等主要人际关系的具体原则，《论语》中还提供了孔子对于公侯、大夫、老者、丧者、瞽者、乡人、路人等的具体做法，这些框架式的原则和具体行动中的做法，都表明了儒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友善地对待“共生者”，强调建立体谅、关怀的人间情感，以促成人间社会朝向友善、和谐的方向发展。

从孔子的“不患人之不自知，患不知人也”（《论语•学而》）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（《论语•学而》），到孟子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,倡导为他人着想，提倡仁慈，关爱苍生，都在培养人间情感、扶持贫弱等方面，为后世儒家做出了典范。在通往和谐人间关系的道路上，为了实现《礼记》提出的“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的目标（《礼记•礼运》），后世儒者不断提倡并身体力行，无论汉唐阶段的儒者，还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儒者，他们身上，都普遍表现了为实现这种长远人伦目标的努力，他们在此一方面所做的从来不曾间断的努力，都在表明儒家为建立和谐友善人际关系，使人间世界更加充满可留恋性等方面，做出过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历史性贡献。

◆树立理想人格——儒家指向人生的辉煌事业

历代中国人能够把理想当成人生的价值追求，用理想指引人生道路，并用理想提升人生的品质，树立典范以激励来者，使得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绝如缕，让中国的历史在功利主义的权力争斗浊流中，不时闪烁出璀璨的光辉，实在应该拜谢传统儒家的恩赐。向往崇高理想，强调立志，用企慕圣贤的方式培养和造就自己，这是传统儒家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。他们把树立理想人格，当成了光耀此身并照亮世间的崇高伟大事业。

孔子强调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将对“道”的追寻，当成人生的宏远目标，是孔老夫子的首创。孟子接续孔子，主张“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”（《孟子•告子上》），提倡作为人的感官的“小体”，理应接受作为“大体”的心灵的指引，强调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在实际人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唤醒并激发对于远大人生目标的强烈追寻意识，高度肯定了人在确立生存目标和实现人生理想方面的主体能动作用。

“志者，气之帅也”（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）。孟子坚持以志帅气，认定人之所以能“养浩然之气”，就是因为有“志”的指导和引领。内心有了正大之气，人就会努力张扬并主动坚守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，个体生命也能由此充满活力，不会轻易萎靡、颓堕、沉沦下去。

作为“提拔”人生目标和品质的“志”，有时与时相遂，但也经常与时相左。《论语》中记载孔子回答原宪“什么是耻”的问题，说是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。耻也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指的就是翻滚于时势给生存提供的各种可能条件之中，放弃理想原则，抛掷品格操守，只求生存不问意义，乃是人生的耻辱。

当“邦有道”，即志与时遂时，投身其中，积极奉献，助成时势之美；当“邦无道”，即志与时左时，洁身自好，不为所污，还能有所自乐，有所作为。之所以能够如此，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兴办私学，不仅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历史先河，使得后世纷纷效法，渐渐演变成具有独立自由讲学精神的书院可以安身；另一方面是因为孔子的教育和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，也为真正的读书人——历来的精英知识阶层的内心深处，树立起了“道尊于势”的坚定价值信念，使得他们在人生不顺畅或世俗权势无理威压下，仍能有所坚守，仍能在困境中有所作为，可以立命。

南宋大儒胡宏，在面对权倾朝野的宰相秦桧的“招引”和“利诱”时，致书秦桧，告以不愿意像历史上那些无骨的文人一样，苟且度日，“颠冥于富贵，醉生而梦死”地活过此生，而是希望自己做一个“杰然自立志气，充塞乎天地，有道德足以赞时，有事业足以拨乱，风不能靡，波不能流”的“大丈夫”，将来死去，也会“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”。（胡宏《与秦会之》）显示了高举儒家理想主义价值火炬的伟岸儒者，在强权威慑和利欲诱惑面前不动不摇的松柏品格和坚强意志。

与胡宏具有同样坚定不移人生操守的儒者，在历史上并不罕见。他们不以个人的利欲损害道义，不因生身的得失置价值理想于罔顾。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履行了孔子“杀身成仁”和孟子“舍生取义”的伟大教诲。他们在天下有道时，以道殉身；在天下无道时，以身殉道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将孟子倡导的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（《孟子•离娄下》）的真正“大丈夫”气概，明明朗朗悬挂在了历史的上空。理想既与时左，便徜徉山河大地，“望云消意，临水观心”（胡宏《与吴元忠》），同时系心文明传承，讲学授徒，传递圣哲之道，传授古代经典，培养后来贤者，为未来历史的翻然苏醒和重新前行，储备需要发力时的思想、文化力量。

这是传统儒家在指向人生方向上，既伟岸不朽，又辉煌难及的宏大事业。（本文作者：王立新，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