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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儒家学说的三大贡献

作者:中华文化复兴网 浏览: 发表时间:2021-01-12 11:17:11

儒家是现世主义的学术派别,从其真正创始人孔子开始,就确立了发力和发展的基本方向,儒家致力的基本方向大致主要有三:一是指向历史的,一是指向生活世界的,一是指向自身的。儒家的主要成就,大致都在这三个方向指示的主轴上,尽管儒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指向,但都不及这三个方向上的成就更高,意义更深远。

孔子行教图

◆传承文明——儒家指向历史的不朽成就

孔子以一介布衣,创办私学,以“诗书礼乐教,弟子盖三千焉,深通六艺者七十二人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德行、政事、言语之外,有所谓“文学”的方面,“七十子之徒”中的子游、子夏等,分别佼佼于斯(《论语•先进》、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。尽管孔子重视学以致用,曾经针对子夏执迷经典、沉迷雕虫的“掉书袋”情况,警告他“女为君子儒,勿为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但用经典关照现实的提倡,从另一角度却开启了后世研习经典的历史先河。

尤其是孔子本人,“追忆三代之礼,序书传”,“去”《诗》之“重”,“取其可施于礼义”者,定“三百五篇”,“皆弦歌之,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颂之音,礼乐自此可得而述”。孔子又“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”,“至于为《春秋》,笔则笔之,削则削之。子夏之徒,不能赞一辞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

尽管“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,当时则荣,没则已焉”,但是孔子却能以一介布衣,“传十余世”,使“学者宗之”,“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其中缘由,正是因为孔子对于古代存留下来的典籍的重新整理和诠释,以及由此开创的传习经典的风气,对后世所造成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实际影响。

“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!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孔子虽然怀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愿望,试图在有生之年,施展才华,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,但志不偕时,返身钻研古代典籍,却因对于经典的阐释和挥发,获得了“至圣”的千古盛誉。后世儒生踵接孔子,接续对于古代经典的不断诠释,使得历史文化的传承,两千余年不绝如缕。

传承文明,由此成了传统儒家指向历史方向的长久事业,儒家在这方面取得的不朽成就,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。

蔡志忠国学绘本中的孔子

◆倡导友善和谐——儒家指向社会生活的历史性贡献

孔子除了提出有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等主要人际关系的具体原则,《论语》中还提供了孔子对于公侯、大夫、老者、丧者、瞽者、乡人、路人等的具体做法,这些框架式的原则和具体行动中的做法,都表明了儒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友善地对待“共生者”,强调建立体谅、关怀的人间情感,以促成人间社会朝向友善、和谐的方向发展。

从孔子的“不患人之不自知,患不知人也”(《论语•学而》),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!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(《论语•学而》),到孟子“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,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,倡导为他人着想,提倡仁慈,关爱苍生,都在培养人间情感、扶持贫弱等方面,为后世儒家做出了典范。在通往和谐人间关系的道路上,为了实现《礼记》提出的“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的目标(《礼记•礼运》),后世儒者不断提倡并身体力行,无论汉唐阶段的儒者,还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儒者,他们身上,都普遍表现了为实现这种长远人伦目标的努力,他们在此一方面所做的从来不曾间断的努力,都在表明儒家为建立和谐友善人际关系,使人间世界更加充满可留恋性等方面,做出过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历史性贡献。

◆树立理想人格——儒家指向人生的辉煌事业

历代中国人能够把理想当成人生的价值追求,用理想指引人生道路,并用理想提升人生的品质,树立典范以激励来者,使得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绝如缕,让中国的历史在功利主义的权力争斗浊流中,不时闪烁出璀璨的光辉,实在应该拜谢传统儒家的恩赐。向往崇高理想,强调立志,用企慕圣贤的方式培养和造就自己,这是传统儒家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。他们把树立理想人格,当成了光耀此身并照亮世间的崇高伟大事业。

孔子强调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将对“道”的追寻,当成人生的宏远目标,是孔老夫子的首创。孟子接续孔子,主张“先立乎其大者,则其小者弗能夺也”(《孟子•告子上》),提倡作为人的感官的“小体”,理应接受作为“大体”的心灵的指引,强调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在实际人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,唤醒并激发对于远大人生目标的强烈追寻意识,高度肯定了人在确立生存目标和实现人生理想方面的主体能动作用。

“志者,气之帅也”(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)。孟子坚持以志帅气,认定人之所以能“养浩然之气”,就是因为有“志”的指导和引领。内心有了正大之气,人就会努力张扬并主动坚守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,个体生命也能由此充满活力,不会轻易萎靡、颓堕、沉沦下去。

作为“提拔”人生目标和品质的“志”,有时与时相遂,但也经常与时相左。《论语》中记载孔子回答原宪“什么是耻”的问题,说是“邦有道,谷;邦无道,谷。耻也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,指的就是翻滚于时势给生存提供的各种可能条件之中,放弃理想原则,抛掷品格操守,只求生存不问意义,乃是人生的耻辱。

当“邦有道”,即志与时遂时,投身其中,积极奉献,助成时势之美;当“邦无道”,即志与时左时,洁身自好,不为所污,还能有所自乐,有所作为。之所以能够如此,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兴办私学,不仅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历史先河,使得后世纷纷效法,渐渐演变成具有独立自由讲学精神的书院可以安身;另一方面是因为孔子的教育和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,也为真正的读书人——历来的精英知识阶层的内心深处,树立起了“道尊于势”的坚定价值信念,使得他们在人生不顺畅或世俗权势无理威压下,仍能有所坚守,仍能在困境中有所作为,可以立命。

南宋大儒胡宏,在面对权倾朝野的宰相秦桧的“招引”和“利诱”时,致书秦桧,告以不愿意像历史上那些无骨的文人一样,苟且度日,“颠冥于富贵,醉生而梦死”地活过此生,而是希望自己做一个“杰然自立志气,充塞乎天地,有道德足以赞时,有事业足以拨乱,风不能靡,波不能流”的“大丈夫”,将来死去,也会“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”。(胡宏《与秦会之》)显示了高举儒家理想主义价值火炬的伟岸儒者,在强权威慑和利欲诱惑面前不动不摇的松柏品格和坚强意志。

与胡宏具有同样坚定不移人生操守的儒者,在历史上并不罕见。他们不以个人的利欲损害道义,不因生身的得失置价值理想于罔顾。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履行了孔子“杀身成仁”和孟子“舍生取义”的伟大教诲。他们在天下有道时,以道殉身;在天下无道时,以身殉道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,将孟子倡导的“贫贱不能移,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(《孟子•离娄下》)的真正“大丈夫”气概,明明朗朗悬挂在了历史的上空。理想既与时左,便徜徉山河大地,“望云消意,临水观心”(胡宏《与吴元忠》),同时系心文明传承,讲学授徒,传递圣哲之道,传授古代经典,培养后来贤者,为未来历史的翻然苏醒和重新前行,储备需要发力时的思想、文化力量。

这是传统儒家在指向人生方向上,既伟岸不朽,又辉煌难及的宏大事业。(本文作者:王立新,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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